淡江大學女性研究室部落格

近代文藝思潮對日本新女性作家的影響

廖詩文

 

前言

要 探究日本二、三○年代女性文學的特色以及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識，除了要了解十九世紀西方思潮對日本女性的衝擊與影響之外，更要追溯日本近代女性文學的變遷與 推移。這不僅是文學史觀上的展望，更應該視為是確認女性文學地位、探究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識的必經過程。以下筆者將分節探究西方思潮與一九一一年成立的《青 鞜》主張的女性主義觀點，以及社會主義文學運動和一九二八年成立的《女人藝術》對二、三○年代日本女作家的影響，並且探討近代女性作家的崛起在文學史上的 特殊意義。

 

第一節  西方女性主義與《青鞜》  

明 治時期，十九世紀全球性婦女解放運動的風潮也在日本展開。當時日本婦女對於爭取基本權利及參政權的運動，主要在女性解放、女性自立以及思想改造上。明治政 府在大審判後處死多位領導女權運動的政治犯，使得明治前期的婦女解放運動一時終止，但是一九一一年，就在大正時期開始的前一年，一群以平塚雷鳥為首的女 性，包括發起人雷鳥、保持研子、中野初子、木內錠子、物集和子贊助人長谷川時雨、岡田八千代、与謝野晶子、小寺菊子、小金井喜美子、瀨沼夏葉、國木田治 子、小栗籌子、田村俊及其他社員十八名，共同創辦了主張女性主義的青鞜社，發行了《青鞜》雜誌，其規約草案：「本社以促進女性的覺醒、發揮各自的天賦特 質、培養未來女性天才為創設宗旨。」[i]開宗明義的揭示其創立目的在於追求「女性文學的發達」，期待「女性天才的誕生」。平塚雷鳥於一九一一年九月發表《元始女性是太陽》的文字，宣告了《青鞜》誕生的訊息，也接續起中斷一時的女性解放運動。她說： 

「創世之初，女性原本就是太陽、就是真正的獨立個體。但是，現在的女性卻是月亮。是得依附他人而生，得借助其他的光芒輝映才能閃現出宛如病人般蒼白臉色的月亮。……我們現在非得把久被遮蔽的太陽找回不可。『在久被遮蔽的太陽當中，發現潛藏其內的天才！』[ii]這正是我們內心共同的呼喚，正是我們噴湧不息的渴望。」 [iii] （平塚雷鳥 18） 

平塚雷鳥將女性比喻為太陽，強調女性在母權社會是文明中心的觀點，對於將雷鳥的比喻視為是女性解放宣言的人來說，《青鞜》的出版似乎提供了新的希望[iv]。雷鳥企盼經由《青鞜》的前導，女性能逐漸恢復母權社會以來就有的「太陽女神」價值，她強調女性不是「月亮」而是「太陽」的觀念，不僅在「青鞜的時代」鼓舞了超過一百六十位的女性提筆投稿，直接影響《青鞜》的發展，也間接促使二十世紀日本女性意識的覺醒。

雷鳥在《青鞜》創刊開始就明言《青鞜》並非一個宣傳女性經濟與政治自由的媒介，而是為了鼓勵和培養具有「創作天賦」的女性而設計的。為了實現《青鞜》要落實女性創作自由及培育女性創作天才的理念[v]，她曾對於如何解決阻礙女性發展天賦的問題提出看法，指出： 

「要完全發展尚未顯露的女性能力與天份，移除所有阻撓女性發展的障礙是首要之務，這些障礙包括來自外部的壓力、一般性知識的缺乏等問題；然而，最嚴重的阻礙卻是來自我們自身。」[vi] （平塚雷鳥 25） 

因此，平塚雷鳥在《青鞜》創刊號上發表《元始女性是太陽》一文，就是要喚醒女性內心的創作天賦，要喚起女性意識的覺醒，她說： 

「……藉由我們自身的努力，我們會受到自我的啟蒙，展現出存在我們心中 那份自然的奧密、關於自身的奇蹟以及神秘的生命經驗。我們要持續不停的熱烈祈禱，不斷的集中意志，繼續的奮力不懈，直到太陽再現之日到臨。……我們要樂於 襲來的孤獨與寂寥，在其中體驗蘊藏於內的豐富內涵。最早女性並非月亮。那時，女性是炙熱耀眼的太陽。是真正的獨立個體。」[vii] （平塚雷鳥 26～27） 

雖然這篇文章的內容重點在於呼籲開創女性的文學創造力，但是平塚雷鳥在《青鞜》創刊號上的這段講詞，卻被之後的女性主義者視為是日本女性第一次的獨立宣言（江種滿子 304）。

然而，平塚雷鳥，一個主要推動《青鞜》發行的創始人，在昭和四十四年九月創立青鞜社時，尚未意識到《青鞜》未來會對日本女性造成的影響力，連雷鳥自己在十九世紀國際性的婦女解放運動風潮下，一開始也只有部分的覺醒，並且「不認為那是關乎自身的問題……我只意識到女性有對抗不公的必要……尤 其是在對抗外部壓抑女性天份發展的方面上。」在平塚雷鳥成長的過程之中，發生於一九○八年的「煤煙殉情」事件，是促使雷鳥女性意識覺醒，幫助她一生在挑戰 傳統父權體制時無所畏懼，並且能致力追求女性自由與平等的起跑點。「煤煙殉情事件」又稱為「鹽原事件」。平塚雷鳥和藝術家森田草平交往，於一九○八年三月 二十一日晚上，兩人單獨從田端搭乘前往大宮、奧鹽原方向的電車出遊。在途中森田草平因為心理的變化而企圖殺死雷鳥殉情失敗，兩人皆於三月二十四日被警官護 送回來。這個殉情事件造成社會嘩然，然而在此事件之中，被關注的焦點不在森田衝動的舉措，而在探討處女雷鳥的貞操與名節之上。由於當時的日本社會對於未婚 女性是不是處女十分重視，婚前婦女是被要求「絕對純潔」──也 就是必需是處女之身。若是失去處女貞操的女性，不僅會面臨父母的責備，更會遭受社會的嘲罵。雖然平塚雷鳥在煤煙殉情事件並未失去處女之身，但是因為社會舊 俗仍不能接受孤男寡女單獨外出夜不歸家的行為，因此，雷鳥的貞節問題就在多方揣測下，成為社會議論的話題。這個只要求女性保有貞操的父權制度，以及建立在 父權制度上的社會風俗觀對女性造成的苛求，使得當事人平塚雷鳥徹底體會到傳統父權體制對女性造成的不公，也更堅定了她後來投入女性運動的意志。

從 一九一一年刊登在《青鞜》創刊號上的「女性獨立宣言」，可以看出年僅二十五歲的雷鳥，已經十分願意與青鞜社的所有成員共同分享自平安朝以來長期被文學界忽 視的女性文藝創作地位。並且以成為新女性為努力的方向；然而，一九一三年，在《青鞜》發行一年半之後，尾竹紅吉與雷鳥等人因「五色酒」事件[viii]、吉原登樓事件[ix]引 起社會譁然，大眾媒體紛紛批評《青鞜》是個破壞婦德的集團，這些來自外界的攻訐，促使《青鞜》有了一次轉型。當時發起人之一的保持研子對雷鳥在吉原登樓事 件公開表明自己到風月場所見習，並非受到女性意識鼓動，而是因為想重溫兒時跟隨叔父遊吉原的回憶大感失望，於是研子在《青鞜》對此大大批評：「青鞜社自成 立以來雖鼓勵女性投稿，但是《青鞜》的內容及主辦者本身始終缺乏嚴肅性與使命感。」自此之後，《青鞜》開始由伊藤野枝擔任主編，重新在刊物上策劃並增闢一 個專門討論女性議題的婦女論壇，繼而編彙數次「新女性與婦女問題」專刊，一改以往只重女性文學活動的方針，開始從社會面與政治面等多個角度討論婦女問題。

轉 型後的《青鞜》除了增闢婦女論壇之外，還策劃一系列關於女性的演講，其中第一次演講會於大正二年二月舉行，獲得極大的回響。至於《青鞜》的女性論壇刊載的 都是關乎當代日本文化、婚姻、婦女基本權利和婦女參政權等內容。當時最熱門的議題都是有關女性的自我覺醒與自我追尋，成員們也都積極地參與對女性身體∕心靈提出解構與重組等一連串的質疑，尤其在婚外情、女性的貞操、墮胎及賣淫等頗富爭議性的問題上，更有激烈而深入的討論[x]。這些議題一直被熱烈探討，直到一九一六年主編伊藤有感社會對於新女性的攻擊日深，加上自身健康惡化以及另有進修的打算，遂於一九一六年停止《青鞜》的出刊（平塚雷鳥 605～28）。

《青 鞜》於增闢女性論壇後，一度把目光指向對「性文化」的質疑，以及對新女性定義的論爭之上。《青鞜》的新女性論爭先是受到來自西方思潮中「人權」、「公 平」、「人道主義」的啟蒙，再轉到探討自我認同，因此雷鳥曾以新女性之名指出：「新女性不僅是要破除建築在男性利己心上的舊道德與舊法律，還要在如太陽般 崇高德性的心靈上，創造一個新宗教、新道德、新法律的新王國。」[xi]（平塚雷鳥 91～92）

這 段話說明了雷鳥心目中的新女性是具有獨立力量的新形象，要擁有獨立的力量則有賴打破封建制度以及破除男性壓迫，進而開創女性新王國。雷鳥的女性意識明顯地 已具有現代性質，她以非傳統的、嶄新的、獨立的、女性中心的價值尺度作為衡量的標準，積極地要打破男權社會對女性造成的迷思以肯定女人天賦能力，並且企圖 脫離男性的思考模式，建立一套女人自己的價值體系以及建立一個符合女性秩序的新女人國，更要讓女性自己定義美德，反對任何人偽善地以傳統「美德」的定義來 控制女性。雖然這些理想在當時的現實日本社會來說過於女性烏托邦，但是這也顯示出雷鳥相信婦女的經驗包含一種不同於男人的感性生活和情感生活，女人觀察事 物的方式確實異於男人等觀點；也透露了雷鳥早已意識到男性觀點與男權壓迫已使某些「社會的女性標準」強加於「生物性的女人」之上，父權社會普遍存在著讓人 們相信某些女性標準是「自然」的弔詭。因此聰明的平塚雷鳥在大正初期即已提出新女性的首要之務在於打破封建制度、去除男性壓迫，並且建立適合女性發展自我 王國等策略與理念。

在 《青鞜》發行期間，由於青鞜社的女性所主張的女性主義思想在內容上已經直接挑戰傳統父權至上的家／國權威主義，因此《青鞜》時時受到來自社會傳統的壓力與 來自當局權利性的干涉。雷鳥也因此了解女性文學活動、女性意識型態與全球性的婦女解放風潮之間是不可分割的，她說：「我們或多或少能夠預料我們所從事的文 學活動會直接帶領我們對抗『賢妻良母』的意識型態；可是，完全超乎想像的是文學活動更直接帶領我們必須立即起而對抗所有的社會封建傳統。」（Sievers 164）

《青 鞜》發行期間提供婦女一個得以自由交流異質女性經驗的園地，鼓舞日本女性勇於「說出自己」，這是日本文學史上的初創；再加上《青鞜》成員所討論的問題，在 內容上也較与謝野晶子／与謝野鐵幹所領導的《明星》更深入社會脈動，因而成為一本完全以女性自身力量來獨立經營維持的刊物，這些成就使得《青鞜》成為日本 女性文學發展史上一個不容忽視的里程碑（堀場清子59,82～83,184）。

以 女性身體／心靈解放為訴求，期待女性創造力重現，又是象徵日本新女性的《青鞜》成員們，在這個時期扮演一個鼓舞眾多女性的精神力量。然而，當時日本社會對 於青鞜社所代表的新女性概念普遍是負面的。新女性在當時被認為是一群受到溺愛縱容，不願負責任，以性為手段來破壞家庭制度並想操縱別人以逞其私慾的婦女。在青鞜內部對於性解放的論爭上，青鞜社成員伊藤野枝曾就生田花世的《吃飯事與貞操》（『食べることと貞操と』）一文，以「打破習俗」論回應，伊藤不僅在文中嘲笑傳統的貞操觀，還以男性對性的生理需要為例提倡賣春行業（伊藤野枝 250～59）；另一位《青鞜》成員安田皋月也曾以《生存與貞操》（『生きることと貞操』）一文質疑貞操觀以及墮胎罪的合理性（安田皋月 242～49）。這 些悖於傳統封建習俗的言論，引起父權社會普遍的韃伐，更受到國家當局的禁刊處分。由於當時尚不完備且不夠成熟的性解放言論不僅受到男權社會的批評，也有來 自不同階級傳統婦女的反對，因此一九一六年《青鞜》就失敗在「性解放運動」下，但是《青鞜》帶領女性重新思考「性文化」的努力卻是值得肯定的（堀場清子 246～58）。

《青 鞜》停刊之後，社會上對女性議題的討論卻是方興未艾，例如：一九一八年与謝野晶子與平塚雷鳥還持續的就「母性保護論」大打筆戰；賣春和墮胎等問題也一直在 日本女性主義者中有著不同意見的辯論。因此更能看出《青鞜》的女性論壇對喚起大眾對重視女性問題是有拋磚引玉的貢獻的。

青鞜社的成立宗旨最初是要培育具有創作天份的日本女作家，因此《青鞜》在五年的出刊期間，不曾間斷的提供日本女性一個可以發表文章的空間，而女性議題的討論範圍，依《青鞜》數次編輯方向的轉折，上自婚姻制度到女性工作權，下從墮胎到情慾問題無不涉及。在這五年（1911～16）之中，《青鞜》除了繼續討論前一代明治女性主義者關心的政治發展、社會重組、經濟獨立，以 及教育機會等社會制度上的議題，更重要的是讓女性公開討論墮胎、賣春、婚外情等意識型態上的問題，提出關心女性自我認同以及情慾認同的重要性。《青鞜》對 於女性相關議題的討論是前所未有的，由於過程沒有男性的介入，使得女性在這個園地更能自由的交換意見，也更能發覺自我。一些傳統婦女過去沒有意識到或不敢 大聲說出來的想法和經驗，透過《青鞜》將問題的凝聚，常讓《青鞜》的成員發現某些想法其實是女性的共同體驗。雖然「青鞜的時代」只有短短的五年，在這段期 間未能即時培育出創立宗旨所殷殷冀盼的「具有創作天份的女作家」，但是《青鞜》以女性主義角度為出發點，對女性問題的重視與鼓勵女性創作的理念，卻影響近 代日本婦女及女作家至深至遠。

《青 鞜》大量從事社會與政治議題之公開討論，以及進行婦女解放運動等等，對日本女性自覺與自省過程影響甚鉅。從這本雜誌具有的政治性與文藝性的角度來看，《青 鞜》的出版，可謂正式地為日本近代女性文學創作拉開序幕。然而，真正在背後鼓舞《青鞜》蓬勃發展的不是來自上一代明治女權運動者的精神，而是同時來自西方 不同國家的女性主義思想。青鞜社深受西方女性主義思潮影響的直接明證，只需考察「青鞜社」本身的命名乃援引自十八世紀中葉英國倫敦的藍襪而來即可明白。雖 然《青鞜》的成員隨後承認聚會於沙龍的英國倫敦新女性團體－－藍襪，並不如她們原先想像的女性主義者[xii]，但青鞜社意圖發展女性主義的企圖心，已在社團的命名上做了最直接的註腳。

除了受到英國前衛女性作風的影響，青鞜社的女文人們也廣範閱讀明治時代從西方大量譯介的作品，十九世紀與婦女解放相關的言論與著作也同時傳入日本國內，例如易卜生的《傀儡之家》（A Doll’s House）就引起《青鞜》的熱烈討論。當時，《青鞜》曾經為了易卜生的《傀儡之家》，將其中一期定為「易卜生專題」，討論娜拉（Nora）的命運[xiii]。在社員的「娜拉論」中，以上野葉的〈從《傀儡之家》到女性問題〉（『「人形の家」より女性問題へ』）最引人注目。她提出「娜拉的自覺是世界女性的自覺，而這自覺的產生也是娜拉艱苦奮戰的開始。娜拉的將來，也是我們女性的將來」（上野葉 37）。而平塚雷鳥也以寫信給易卜生筆下的女主角娜拉的書寫策略，間接批判日本父權社會；雷鳥以感慨的筆吻指出當時的日本社會是無法接受類似娜拉這種想衝出核心家庭的束縛、逃脫夫權中心制度的女人，並且批判娜拉的女性自覺（平塚雷鳥 62～69）。雷鳥雖為娜拉的行為喝采，但也不免為其未來擔憂，因為雷鳥認為娜拉的出走並非是女性意識 全然覺醒的結果，只是片段、不完整的認知，如此並不能造成女性真正的自由與獨立。除了挪威的易卜生之外，其他影響《青鞜》的西方影響力還包括：瑞典的艾倫 凱，英國的伯納蕭，以及美國的愛瑪高曼等，他們的社會學、性心理學、以及女性解放實踐理論都被借用來當作支持青鞜新女性發表文章時的理論根據，成為啟蒙 《青鞜》發展女性思想的根源（江種滿子 298～302）。因此，《青鞜》絕對不僅是本婦女的藝文性刊物，更是本具有學理性的女性主義刊物。

相 對於明治時期以岸田俊子為首的女權解放運動者所關注的女性平等權與政治自主權，青鞜社的焦點則明顯的放在關注女性自身的精神與獨立創作的力量上。青鞜社的 最大成就在於藉由《青鞜》的文學開放園地，打破了女性的階級界線，延續了發軔於一八七○年代的女性主義傳統，並加以發揚、深化；《青鞜》主張女性除了應該 在經濟上獨立之外，更應尋求心理上與感情上的自主，並且願意承擔自我的責任進而延伸到其他女性之上的理念也凝聚了女性的力量。《青鞜》鼓舞女性開發創作天 份、幫助女性起而對抗封建社會所有的迂腐傳統、肯定女性情慾與自我價值、顛覆政府所鼓吹的賢妻良母和相夫教子的溫婉形象、以及對抗為國／家犧牲自我價值觀 等理念，直接且有力的顛覆傳統「柔順」、「服從」、「被動」、「溫和」的日本女性意識型態。

在 大正之後，言論先進、思想活潑的女性作家例如野上彌生子、宮本百合子、林芙美子、佐多稻子、宇野千代及岡本可能子等人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就是受到《青 鞜》對於身體／心靈解放等新女性意識的影響。整體而言，《青鞜》除承繼明治的女權主義者，外在要求社會／國家提供女性工作權、受教育權、參政權的理想之 外，內在還要求婦女身體／心靈的自由開放，這波女性主義的思想正是影響二、三○年代大正╱昭和女作家自覺、自立、自省的思想根源。

第一節           社會主義文學運動與《女人藝術》

在社會變革與大正╱昭 和女性作家之間，若說《青鞜》是女性作家通往文藝界的第一個窗口，那麼《女人藝術》便是窗口關閉後，為女性文學開啟的另一道門。《女人藝術》是以平塚雷 鳥、神近市子、岡田八千代、生田花世、富本一枝等原《青鞜》的成員為首所創立的非商業性的文藝刊物；因此，《女人藝術》初創的理念可說是承繼《青鞜》而 來。

《女 人藝術》最初是於昭和三年七月由劇作家長谷川時雨發行，其創刊目標在於發覺以及培養女性新人作家及評論家，並且期待全體女性合作的時代來臨。然而，原本只 想延續《青鞜》創刊的動機，提供日本女性一個非商業性文藝作品的投稿園地的《女人藝術》，卻因三○年代的日本已經不是停留在《青鞜》初創的時代，參與《女 人藝術》的人是更富社會主義和女性解放思想的女性，她們不再只以擁有純女性文藝創作空間為滿足；因此《女人藝術》的出版與走向便在富有主見的新女性領導 下，漸漸超出發行人長谷川時雨的預想，不僅延續《青鞜》對男女相剋、貞操、處女、墮胎、賣春等議題的各種論爭與探討，也提供日本女性一個非商業性的文藝創 作空間；此外，還以更富有意識的、更具有策略的、從文學的階級性與黨派性出發，將批判的焦點放在大正／昭和時期日本奢靡繁華的都會風氣上，逐漸成為無產階 級社會主義文學女作家作品發表的園地。

大正末期以來的日本社會變革影響了文藝界，社會主義思想的傳入與知識份子對於社會主義社會的期許，促使日本國內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文學的興起。在這波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文學運動[xiv]之 中，女性作家平林泰子、林芙美子、佐多稻子等人都因善於表現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真實面而相繼崛起於文學界，自蘇聯旅居回日的宮本百合子，也在《女人藝術》 發行之際以社會主義文學作家的角度出發，發表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一九二八年長谷川時雨創立的《女人藝術》也就正好提供這些具有社會主義視角的女性作 家們一個發表不具商業利益文章的場所。

《女 人藝術》在參與作家的引導下漸漸成為富有社會主義色彩與新女性意識的文藝刊物，這與大正末期的日本社會變革有十分密切的關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社會 在社會與政治上有顯著的變化，無論在生產方面還是交通方面皆大量引進資本主義產物。比如，在烹飪上開始使用自來水與瓦斯；大眾服務如公車及電話開始普及； 西方的休閒活動與文化事務也廣泛的為日人所接受－－其中最顯著的現象是咖啡店相當受到歡迎。因此都市中咖啡店林立，「咖啡店」也成了都市文化的新指標。此 外，二、三○年代日本國內資本主義盛行，勞動者增加，隨著資本家與勞動者間的貧富差距擴大，知識分子開始討論分配的不公與提倡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理論，使得 無產階級勢力在政治上造成了勞工運動的組織化，在文藝上則促成了社會主義文學的產生，同時也影響了日本女性解放運動發展的方向。日本的社會主義文學運動就 在《播種人》於大正十年二月發行開展而下[xv]。

《播 種人》的領導人物是一群信仰社會主義的男性，包括小牧近江、金子揚文、今野賢三、柳瀨正夢、平林初之輔、青野季吉、前田河廣一郎等。他們先將《播種人》的 方向定在「階級藝術運動」，將藝術革新的可能性限定在階級藝術的焦點上。因此，社會主義文學運動的意義與特徵主要在於反對支配性、超階級性、超歷史性的文 學觀，主張文學的階級性和黨派性，並將文學運動定位在階級鬥爭中，以文學輔助社會主義的推展，堅持反戰和平、反帝國主義精神，積極的對勞工和群眾展開活動 等（劉崇稜 166）。日本社會主義文學運動主張超越特權、強調人道主義的精神，將整個日本文學界帶入一個富有批判意識與社會關懷的新紀元，而這股社會主義風潮也影響了領導日本女性解放的前衛新女性。致力於昭和時期婦女解放運動的山川菊榮就在《女人藝術》的卷頭文〈女性主義的檢討〉中以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角度提到： 

「婦女解放不能脫離全人類的解放，我們是無法置身於全人類的文化之外而獲得婦女自身的文化。事實上，要提倡『女 性文化』，非得先以女性的力量協助全人類的力量，集結起來後徹底的從政治與經濟層面對全人類的文化進行鬥爭，非得先打破建築在壓迫和榨取之上的資本主義文 化與嘉惠少數特權的階級文化後談起。」 （尾形明子 237） 

這篇論文反映出大正末期昭和初期的婦女解放方向是朝著社會主義路線發展。神近市子的《婦人和無產政黨》及望月百合子的《婦人解放之道》，也都明確地將婦女解放運動與社會主義思想結合，成為當時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的最高指導原則，影響當時前衛的女性知識分子甚鉅（尾形明子 245）。這時期由《女人藝術》領導的女性解放潮流與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思想是相輔相成的。《女人藝術》將身在莫斯科的中條百合子（即後來的宮本百合子）的照片與女人藝術的封面插圖合併，就是《女人藝術》與社會主義文學合流的直接宣示（尾形明子 247）。

以 長谷川時雨及山川菊榮為首的《女人藝術》，提供女性一個發表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文學的空間，而社會主義文學主張打破階級、講求平等的主張，讓女作家更能自由 投稿與發表。從此日本的女性文學就邁入一個極富社會主義色彩的新紀元。另外，大正十三年有島武郎以及昭和二年芥川龍之介兩位文壇巨星相繼殞落，宣布新理想 主義時代正式告終，在文壇為失去兩位巨星而哀默時，女性作家卻也因為此時文壇失序而有自由發表大量且具有實驗性作品的契機（尾形明子 238）。

二、三○年代由中、上階級女性所領導的日本女性文藝界，她們的作品多包含理想主義色彩和社會主義文學風格，大量描繪由醜陋、噁心與痛苦等事物所組成的都市機構，著眼於都市中性氾濫的現象，如娼妓、雛妓等風俗業以及無業遊民等題材之上（多木浩二 60）。例如，佐多稻子在《改造》的〈餐館  洛陽〉（『レストラン・洛陽』 1929）、德永直於《戰旗》的〈沒有太陽的街道〉（『太陽のない街』1929）、吉屋信子在《婦人之友》的〈暴風雨中的薔薇〉（『嵐の中のバラ』1929）等，都是以「都市」為題材，帶有批判資本主義色彩的社會主義文學作品（神谷忠孝 49～71）。

除此之外，由《女人藝術》培養或崛起於《女人藝術》的女作家，例如：隸屬社會主義文學「戰旗派」的宮本百合子，就曾於大正末期發表《伸子》；「文戰派」的平林泰子於昭和二年發表《診療室內》[xvi]（『施療室にて』），佐多稻子於昭和三年發表《自牛奶工廠以來》[xvii]（『キャラメル工場から』），而與佐多齊名的野上弥生子則在昭和三年發表《真知子》[xviii]（『真知子』）這些都是具有社會主義與女性主義意識的女性文學。圓地文子以劇作家的身分，在昭和三年於《女人藝術》發表《晚春騷夜》（『晩春騒夜』）， 獲得極大的迴響；同年，林芙美子的《放浪記》也開始在《女人藝術》上連載，並成為暢銷女作家。這些曾在《女人藝術》上投稿的女作家透過敏感的觀察力，以文 學形式描繪當時日本諸現象，她們對當時環境的紀實，尤其是紀錄一般市民的生活面等，也成為人們日後研究當時社會的最佳材料。隨著這些女作家的成長腳步以及 她們自覺自立的歷程，富有特殊意義的日本近代女性文學風潮似乎也已悄然來臨。

透過《女人藝術》將女性文藝創作的集結，《青鞜》時代以平塚雷鳥為首的新女性元老所期待的「具有創作天賦的女性天才[xix]」， 似乎在這個時期紛紛崛起文學界，她們的文學展現出女性的生命力，透過她們以小說、詩以及散文的形式大膽的告白自己的生活經驗，將《青鞜》以來新女性在愛情 與性、婚姻與家庭、自由與獨立、墮胎與賣春等議題所提出的新愛情觀、女性對於自由與自立的追求等理論化成實際的行動，並且透過寫作來實現自我，這些作品可 說是《青鞜》新女性思想培育出來的果實。

第二節           新女性作家與文藝創作

承繼平安朝女性文學的傳統，二十世紀初的日本女性在世界文學史上又留下一個鮮明的足跡。在昭和時期，繼樋口一葉、与謝野晶子之後，宮本百合子、林芙美子、野上彌生子、岡本可能子等女性作家輩出。這現象所代表的意義是不凡的。由於以男性為主的傳統文學界對昭和時期女性文學的題材有所侷限評價又低，除了少數幾位如樋口一葉、与謝野晶子等才女留名文壇，青一色都是男作家的天下，但是這並不意味昭和時期的文學界缺少女作家的投入，而是反映當時文壇對女作家的歧視與不公。直到大正初期，《青鞜》以「本社致力女性文學的發達，力求女性各自天賦特性的發揮，以期培養他日女性天才的誕生。」[xx]為目的，鼓勵女性發展文學天賦，訴求女性身體／心靈解放，並且關注女性議題等，才使日本女性再度投入文藝創作的領域。

一 九一○年代的婦女雜誌如《婦女界》、《婦人俱樂部》、《主婦之友》、《婦人之友》等多是從賢妻良母主義、基督教教養主義出發，以戀愛觀、婚姻觀、育兒經 驗、婆媳問題與夫婦問題等為討論焦點，因此代表明治／大正時期「新女性」的《青鞜》，就在被前衛女性接受的同時，也受到來自傳統教義派的輕視與非難。在當 時的傳統道德規範以及賢妻良母教育的檢視下，「新女性」是被視為傳統社會秩序中的毒瘤，雷鳥之後的《青鞜》主編伊藤野枝就是在身心俱疲又受到外界的強力攻 訐下於一九一六年二月停止《青鞜》的出刊。直到劇作家長谷川時雨於一九二八年七月發行《女人藝術》，以培養新人女作家及女性評論家為目的，日本文學界才又 出現一個不考慮商業眼光的女性投稿天地，這對鼓勵女性創作是有正面助益的。

結合對社會問題、解放問題以及人權問題的關懷，重新審視女性對於「愛」與「人生」的追求過程，思考女性在家庭、社會以及國家中的定位，並於文學創作中鑄造新式女性角色，追求女性主體性的確立，型塑出外在力圖打破封建社會對女性的壓迫，內在要求女性意識覺醒的新女性形象[xxi]，這是二、三○年代女性文學中共同的主題與形式。這時期最具有女性主義意識的作品是以宮本百合子的《伸子》為代表，文藝評論家武田友壽就曾指出：「《伸子》無論是在文學主題或文學構造上都足以視為是昭和女性文學的原型」（49），岩淵宏子也認為《伸子》是近代文學中最具有女性主義意識的文本（8）。

具 有新女性意識的女性文學之所以未能於明治時期開花結果，而要到大正／昭和時期才得以發展的要因在於大正之後的女作家，在社會主義與女性主義的薰陶下，已能 不僅觀察生活環境對女性的影響，更有能力開始思考如何成為新女性的方法。因此，在受到西方女性主義以及民主風潮下，擁有強烈性格，出身於中、上階級，又有 機會受高等教育並參與社會事務的女作家們便不再學習樋口一葉描述具有悲劇性格的女性角色，而轉趨分析現實中妨礙女性發展的阻礙與原因。

雖 然女作家會因個人對社會、政治、經濟、家庭制度、生理、心理等各層面的感受不同而於文藝上呈現不同的形式與內容，但是她們卻不約而同的將身為女性受到來自 父權體制的壓迫與資本主義的剝削兩相結合表現在文藝創作上。她們介紹了一個不同於傳統的女性觀點，定義她們自身在父權制度下受到來自社會與家庭的雙重剝削 與壓迫。這些女作家部份是來自於農業社會中的貧窮家庭，她們的作品更能展現一種不屈不撓、頑強及誠實等特質，並能點出昭和時期女性在不公的環境下所遭遇的 問題，記錄她們個人對抗社會傳統習俗的艱難過程。這些女作家不僅在女性文學史上留下好的作品，她們作品中對當時社會風貌的描述也對昭和女性史的紀實有所貢 獻。

二、三○年代歷經各種社會變革的女作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田村俊子、野上彌生子、宮本百合子、林芙美子、佐多稻子、宇野千代及岡本可能子等。一九一○年代平塚雷鳥創辦《青鞜》雜誌，其理念──「女性應該像太陽一樣[xxii]」直接、間接的影響到這些女性作家，她們延續了雷鳥主張的女性主義理念，透過顛覆傳統賢妻良母主義來完成自我追尋，徹底實踐要求愛與性的自由，並且透過文學展現女性的細膩。宮本百合子於一九一六年發表處女作《貧窮的人們》（『貧しき人々の群』, 1916），是她以中產階級女性的背景結合人道主義精神所描寫的中下階級生活作品。野上彌生子則以她獨有的知性風格，在文學界佔有獨特的地位。田村俊子的小說特色則對女性官能感受大量描寫，《木乃伊的口紅》（『木乃伊の口紅』,1913）為其代表作；而田村在一九一三年發表的自傳體小說《女作家》（『女作家』, 1913），則以新女性的姿態展現她對文藝的企圖心。她以個人的經驗指出女性生存在男性掌控的文藝界中總是常常感到不安，描繪一個現代女性在面對自我覺醒和情慾問題時所會遭遇的問題，並指出女性在面臨選擇工作與家庭時進退兩難的處境。

大正╱昭 和時期的女作家由於在精神上受到西方女性主義的影響以及大正時期民主風潮的吹拂，她們以人道、公平、自由的角度從事創作，作品表現別於傳統日本女性既定的 悲劇性格；她們自身也以積極追求女性意識的覺醒並且從事文學創作來養活自己，企圖以自己的生活經驗與自立的過程找出一條得以從父權專制牢籠下解放的途徑， 尋求適合且能夠豐富生命的新意識型態以求滿足她們對身體／心靈自由的追尋以及達成自我肯定的渴望。

將二、三○年代的日本女性作家從男性為主的文學史中獨立出來，並從女性自傳體文學作品來解讀這些女作家作品中的文學主題與特色是相當必要的。由於自傳文學具有告白以及辨解的性質，從閱讀女作家生活歷練的再次詮釋，我們應可更加了解當時婦女面臨的困境（陳玉玲 3～4）；也藉由這個觀察，我們可以發現這時期的女作家表現一個堅強、獨立、以及決心實現自己未來 的相同特質，企圖在這個時期尋找一個新的生活方式、並且透過文字告白與生活體驗，直接反抗傳統封建社會對女性的性別壓迫以及資本主義對女性的剝削，抗拒扮 演傳統女性角色，在二、三○年代日本文學中留下女性主義的主題與女性獨立的跫音。

文藝評論家伊藤靜曾指出： 

「近代的日本女性作品由於受到日本隨筆傳統的影響，自傳體從二十世紀初開始，就成為女性通往小說創作之路的不二法門，因此，二十世紀前半的日本女性文學作品，大多是根源自個人經驗的」。 

日 本近代這些以女性經驗為題材的自傳式文學創作，主題聚焦在女性創造力和女性自主上，反映當時日本的政治面、經濟面及社會面對於女性發展仍存在諸多束縛與制 約的客觀事實。生存於二、三○年代具有新女性意識的女性作家們，集體藉由生活與寫作的方式，奮力達成個人自由及文藝自由，這個現象無論在文學史上還是文化 史上都是意義非凡的，她們集體對抗傳統，反對性別壓迫，提出打破習俗的觀點，努力尋找實現自我的機會，這不僅是日本前所未見的現象，在日本女性文學史上也 是十分耀眼的重要成就。

下一章筆者將延續對日本近代女性文學與女性意識的探討，考察二、三○年代女性自傳文學在女性文學中佔有的特殊地位，以及當代最具特色的女性自傳文學作品語女作家的生活經驗和女性意識間的關連性等，以期能將二、三○年代女性傳記書寫的特色做一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