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宜瑛
作家 大地出版社發行人
三十年前的台灣,安靜樸實,沒有現在這樣快速的資訊,還有電腦、電玩等等,年青人喜歡看書,重慶南路是一條書街,商店大部份是賣書。還有植物園附近的牯嶺 街,是專賣舊書的小街,我就是在這種讀書風氣濃厚的時代,成立了「大地出版社」。這是我很喜愛的工作。
「大 地」第一本書是教養孩子的翻譯作品,「父母怎樣和孩子說話」。很受讀者好評、歡迎。接著出版文學、評論、藝術、戲劇、詩歌等等。我記得剛出版余光中先生的 《白玉苦瓜》時,有朋友笑我傻,怎可出詩集,結果引起很大的迴響,現在有公車詩,小朋友也寫詩,我們中國人本來就是詩歌的國家。
書也像 人,有它的生命,充滿了曲折或溫馨,我想到《梵谷傳》那是余光中先生的譯作,當年版權在停止出書的「晨光出版社」,「晨光」的發行人是文壇前輩陳紀瀅先 生,在座的年輕朋友,恐怕不記得或忘了陳先生,他寫過四五本大書,是四、五十年間領導文壇的巨擘,我得余先生同意,見陳先生長談,希望重印成書。陳先生有 點為我擔心,孤單奮鬥很艱苦。我深知文化事業要恆久的努力,我再三強調我的理想和堅持,他就一口答應版權還給余先生,余先生花了很長的時間,改了一百多 處,《梵谷傳》才重新問世。由這本書傳我想到梵谷一生雖然悲苦,由於他忠於藝術而永垂不朽。陳紀瀅先生對後輩的溫暖和鼓勵,余光中先生作品的嚴謹、執著, 改了又改的毅力,出版後多年來受讀友熱烈的共嗚,使我感受到梵谷傳的問世,即是一本書完美的一生。
《嘉德 橋市長》得了國內第一屆翻譯大獎,譯者吳奚喜先生,他在師大執教時就對也是個有待開發的研究領域。眾所週知,七○年代中葉以後女作家的作品在兩大報發表的 比例相當高。如果我們整理有關文學獎的史料,知道各時期是哪些評審在決定文學獎的獎項、有哪些作家得獎、女作家的得獎比例、以及女作家得獎作品的風格等 等,都將有助於我們進一步了解女作家作品生產與推廣過程的一些機制。
這次的 座談鎖定日據和戰後初期。日據時代女性創作的情形一直是研究台灣女性文學史極需填補的空缺。我研究台灣女作家小說,就發現日據時代女性的創作極少,多是蜻 蜓點水。我認為長期經營寫作的「女作家」要到戰後大陸移民大舉來台之後才出現。這當中當然有一些歷史社會條件。日據時代的女性詩社主要是什麼性質?扮演了 什麼樣的功能?它的階級定位、與主流文學思潮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同樣的問題也可以用來探討戰後初期相當重要的一個女性文藝團體中國婦女寫作協會。比較日據 和戰後各時期女性文藝結社的異同,應該可以照見台灣女性文學生態的轉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