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實與虛構》中的背叛主題
賴育琴（淡江中研所）
收錄於淡江中研所冬季論文發表會
一、前言
在先鋒派的小說家中，出現了許多以追述家族史為題材的小說，諸如莫言的《紅高粱家族》，《蘇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南方的墮落》等等。在這其中，王安 憶的《紀實與虛構》是相當特殊的一部作品，他和其他先鋒派作家類型相同之作品最大不同的地方，乃是她所追述的不只是一個「家族史」，更是一部家族神話。大 多數的作家所追述的，都是家族中的墮落、頹廢的歷史，而王安憶所寫的卻是家族之中的英雄。先鋒家族史的追述，往往是對國族歷史之大敘述的的顛覆與瓦解，是 對中心性的一種挑戰（註1）。而王安憶此種對英雄的崇拜，似乎又導致了此種挑戰的一種落空。
王安憶所要追述的，是母系的家族歷史。此種母系家族歷史的追述，似乎暗示了王安憶捨父從母，是母親的孩子。但是，她所追述的，卻又是母親父族的歷史。那麼，這是否又暗示了王安憶對父權中心的顛覆也是自相矛盾的呢？
然而，王安憶的家族史追述，對中心的挑戰真的已然落空了嗎？她對父權中心的顛覆果然是自相矛盾的嗎？抑或，作者使用了某種的敘述策略，使她對於父權中心的挑戰不至於落空呢？
本文的討論中心，是將《紀實與虛構》之中不斷出現的背叛主題，分成三個部份，分別加以討論：首先是敘述者的母親，敘述者的母親所背叛的，是傳統父族強烈的 血緣羈絆；敘述者的背叛，則是尋回母親所放棄的血緣羈絆，是針對自己的母親的一種背叛；而王安憶筆下所描寫的英雄們，則是對自己父親的一種背叛。藉由這些 主題的討論，目的是要探討王安憶最後是否依然還是向中心靠攏，她對父權的挑戰，是否因為家族史的追尋而告落空。以及她的英雄描寫、國族建立與背叛主題之間 的辯證關係，是否足以瓦解文本所產生之向中心的靠攏以及對父全顛覆的落空。以下，是本文的討論。
二、母親的背叛–––向傳統的顛覆與挑戰
在《紀實與虛構》的一開始，敘述者便點出了她的母親想斬斷自己的血緣親屬關係：「我們在上海這個城市裏，就像是個外來戶。母親總是堅持說著普通話，雖然她明明會說上海話，而且說的比普通話更為標準」（《紀實與虛構》，39頁）。
敘述者的母親小時候住在上海，上海話也說得極好，為什麼卻不肯說上海話，要堅持說普通話。普通話是大陸官方制訂的語言，堅持說普通話而不肯說上海話，表示 敘述者的母親所認同的，是屬於人為的、後天的國家，而不是出於天然的血緣。而起，她以割裂了自己的血緣親屬關係的方式認同於國家，換言之，她所認同的，並 不是中國傳統中最為強調的血緣親屬關係與家族認同，而是國族認同。這種情況，正好反映在她的「孤兒習性上」，比如她不喜歡尋訪親戚，她只和「同志」在一 起。同志是一種後天再造的關係，親戚則是與血緣有關的（《紀實與虛構》，53頁）。
所謂的孤兒，其實已然代表了與血緣關係的一種斷裂，但在事實上，母親還是有親人的，她至少還有一個嫁入大戶人家的姑母。可是，她對親戚的想法，卻是「親戚 算什麼？過年的時候，我奶奶帶我到我姨母家去，我在樓梯底下磕三個響頭，上面就扔下一塊錢，這就是親戚」（《紀實與虛構》，53頁）。這樣的說法乍看下或 許可以解釋母親為何對親戚的尋訪並不熱中。事實上，從另一件事情可以看出她母親對血緣親戚關係的冷漠––––上墳。
上墳這件事在敘述者的家庭生活裡，就帶有一種的即興色彩，就像一個旅遊項目（《紀實與虛構》，45頁）。對一個中國人而言，先人的墳壟是極為重要的，是一 個家族的象徵與代表。上墳與祭祖更是一個家族之中的大事，而敘述者家的上墳，卻只是一項旅遊項目。而這個墓園，後來更是在她們未能察覺的情況之下夷為平 地。對於這件事，小說中有一段很有趣的敘述：「母親一是對外婆毫無記憶感情疏離；二是作為一個「同志」，她對「上墳」這樣的民俗活動興趣不大。」（《紀實 與虛構》，45頁）。在這一段敘述之中最令人玩味的是，原因除了是對自己母親毫無記憶之外，還是因為「同志」的身份使之對「上墳」這樣的「民俗活動」興趣 不大。換言之，母親選擇了「同志」的身份認同，而不是「茹」家的女兒，她選擇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作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份子。而她之所以選擇「同志」， 則是因為這種關係是再造的，而不是天生的。母親的孤兒身份，使她毫不猶豫的斬斷了屬於血緣的人際關係層面重新建立一個新的社會關係，怎麼說呢，敘述者的母 親後來被一些親戚送進了教會所辦的孤兒院之中。從這個時候起，她開始「重新建立自己的人際關係」（《紀實與虛構》，64頁）。
被送入了教會創辦的孤兒院，很自然的，上帝成了他們的父親。而母親，卻因為不願意讓面目曖昧的上帝作自己的父親，再加上她的孤兒習性，使她不願意有一個父 親管束她，結果，她逃離了孤兒院。從此之後母親所有的人際關係，都是自己建立的，所以到家裡拜訪的都是「同志」，沒有所謂的叔伯阿姨。進入孤兒院，便是人 際關係的新起點，逃離孤兒院，卻是與親屬間關係的最終點。理由是在這個部份裡最令人感到饒富興味的，原來親屬們將她徹底放逐的原因，竟然是因為母親逃離孤 兒院後，她的姨母必須要為她賠償住宿費，而這些原本可以用「奉獻上帝」而作抵銷的。償付宿膳費是母親和他親屬關係的最後收場，從此一刀兩斷。
親屬關係的結束，一方面固然是由於母親的選擇，另外一方面卻也因為金錢所造成的傷害。因此，敘述者又說了，「財富真是個有害的東西，他將自然的血緣關係破壞，再重新組織新的血緣，使世界陷入混亂」（《紀實與虛構》，53頁）。
血緣關係破壞的始作俑者，竟然歸結到了財富。由於母親和親戚們被「分野在兩個階級陣營之中」（《紀實與虛構》，53頁），因為財富與階級的區隔，竟然導致了血緣關係的疏離與破壞。這對於號稱以宗法家族為重，強調五倫綱常的中華民族而言，不啻是一大諷刺。
因此，小說之中的母親，選擇了叛離自己血緣關係，將縱向歷時軸的人際關係全部斬斷，重新建立水平共時軸的人際關係。這對於一個共產黨員，或是在新舊中國之 間掙扎的中國知識份子而言，就是一種對傳統文化的背離，以國家的大敘述代替個人家族的小敘述。這樣的捨棄，等於是一種對傳統文化的背離。
三、敘述者的背離–––對母親與國族大敘述的背離
小說中的母親捨離了血緣的縱向關係，卻對小說中的敘述者––––王安憶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她因此而找不到自己的認同感與歸屬感。因此，她總是央著母親講親戚的事，並且羨慕隔壁人家的龐大家族、四代同堂，羨慕那個同年齡的男孩，總是和「嗯奶」去喝喜酒，而且還有許多「大斂」的經驗。
在小說之中，敘述者總強調自己童年的孤獨，並且把原因歸咎於自己的母親身上，尤其是母親的禁止她與其他弄巷中的孩子遊戲時，因此她覺得她的孤獨全是由母親 一手造成。「母親在我某一個成長的時期裡，成為我假想的仇敵，我總是對她做出反抗。她要我東，我就西；她要我西，我偏偏東。我只能在一些沒有意義的小事上 反抗，在大事上，比如和不和那個男孩玩耍，我卻不敢違抗母親的意志。因此，我大部份的時間都是獨處的，我一個人在家中走來走去，心裏恨著母親，覺得是她使 我們一家人都成了孤兒一樣的人。
這一位母親認為與巷弄之中的孩子玩耍，只會學到一些粗鄙的性情，因此，禁止自己的女兒與其他的孩子玩耍，並且安排她學習許多的課程，諸如英文、音樂等等。 但是卻因此而造成了女兒強烈的不安感和缺乏歸屬感，女兒始終希望能夠進早融入上海這個地方，而母親卻明明會說上海話而不肯說上海話。唯一能使她融入這個社 會的方式，便是和鄰家的孩子一同玩耍，但也遭到母親嚴厲的禁止。於是，使得作者的童年在既沒有血緣親屬（除了直系的父母之外，而父母又時常的不在），又缺 乏橫向的人際關係的情況之下，成了一個完全被拋擲到上海這個城市的孤獨個體。
小說開頭的第一句，是「我們在上海這個城裡，就像是個外來戶」（《紀實與虛構》，39頁）， 王安憶在一開始的時候，就點出了自己在上海這個城市的處境。她們在上海住了這麼多年，卻始終無法融入這個都市之中。導致童年的自己始終恨著母親，我們可以 發現，在小說之中，王安憶不只一次的提到自己恨自己的母親（註2）。在這種情況之下，就像是為了要彌補自己的空缺一樣，她開始對家族史與家族神話產生極大 的興趣，她認為「家族神話是一種壯麗的遺產，是一個家庭的文化與精神的財富，記錄了家族的起源。起源對於我們的重要性在於他可使我們至少看見一絲光亮，而 不至於陷入徹底的迷茫」（《紀實與虛構》，75頁）。
敘述者又引用了辭海上關於「姓」的解釋，目的是要為自己家族史的追尋，找一個十分有力動機。而且姓氏其實就是一個家族的符號，已然表明了一個人所隸屬的血 緣集團，她又說道：「你是誰家的孩子」這一句話其實情意濃濃，可使浪跡天涯的漂泊者流下淚水。它可時時讓人想起家的概念，可使每一個孤獨的離鄉背井的人深 深感覺到在他身後站著一個親情脈脈的龐大集團」（《紀實與虛構》，75頁）。
在 王安憶的形容之下，「姓氏」成了一個「親情脈脈」的龐大集團，也就是說，姓氏代表著一個人所隸屬的血緣集團，母親的作法，等於是將自己與所歸屬的集團一分 為二。對王安憶而言，這等於是因為母親的緣故，讓自己也失去了歸屬的單位，也就是失去了歸屬感。也因此使得王安憶開始了對家族史或家族神話的追尋。
由於母親家族的解散，造成了母親家歷史的截斷，也導致了家族神話的嚴重匱缺。對王安憶而言，這是一個缺陷，因此，她很羨慕家裡有家族神話的同學（《紀實與 虛構》，71頁）。再加上母親的「茹」姓是很特殊的姓氏，於是，她開始了對家族史、家族神話的追求，希望有一天，「能將離散的表兄弟表姊妹全都集合起來 （《紀實與虛構》，76頁）」，並且為自己的家族神話命名為柔然（《紀實與虛構》，77頁）。並由通志的氏族略中找到了茹姓為蠕蠕人的資料，開始了對茹姓 家族史的追求。
敘述者的此種追求過程，等於是對母親與自己血緣集團劃清界限的作法，進行一種反叛。母親想認同的是大敘述的國族歷史，因而捨棄了小敘述的家族史。但是，敘述者卻要重新把小敘述的家族史找回來。以家族史的重建，顛覆了一言堂式的國族大敘述。
四、英雄的背離–––對父的一種反叛
敘述者家族神話的追求與重建，是帶有英雄主義色彩的。蘇童、莫言在追述家族史的時候，所呈現的是家族頹廢、墮落的層面；而王安憶的追尋，卻是屬於英雄的追尋。
在她所追尋的家族神話之中，開創了整個部族的，是一個叫木骨閭的人。而木骨閭又是背叛了扶養他的部族之後，才建立了柔然一族。神話中的第二個英雄是車鹿 會，「柔然」的稱號就是車鹿會所建立的。車鹿會一生中最大的一次決斷，就是背叛父親，向拓跋氏歸順，這樣一個背叛自己父親、部族的人，卻是柔然後來建立汗 國的重要關鍵。敘述者對他的形容是：「車鹿會是個有野心有遠見的人，他有勇也有謀，他是我祖先中懂得政治的第一人，沒有他此時的歸順拓跋部，也沒有後來的 柔然國」（《紀實與虛構》，84-85頁）。這樣一個背叛父親、國家的叛徒，敘述者卻說他是「懂得政治的第一人」。由此可見王安憶對他的作為是欣賞的。
柔然神話之中的最後，也是最重要的英雄則是社崙。社崙背叛了歸降於拓跋氏的父親，轉而投向伯父匹侯跋。最後，又把匹侯跋給殺了。這樣一個叛父逆倫的人，卻 是建立柔然部為汗國的丘豆伐可汗。他還藉著社崙的口吻說了這樣的一段話：「一個兒子倘若要作汗，第一件事就是背叛父親。」（《紀實與虛構》，89頁），緊 接著，王安憶又說：「背叛其實是一宗美德，它意味著從頭來過白手起家，他還意味著勇敢、獨立。社崙這個時候還不知道，他背叛父親是為了讓先祖的血緣發揚壯 大，他只感覺到身體有無窮的動力推他離開父親的帳棚，那個蒼勁的聲音也催促他前行」（《紀實與虛構》，89頁）。
所謂的英雄，基本上都帶有一種反叛的色彩。從歷史的觀點來看，一個服從權威的人，是很難成為英雄的。蘇童創造家族史時，並沒有英雄存在；莫言的《紅高粱家 族》寫了英雄，卻是對「英雄」概念的瓦解與顛覆。他們都是以家族史對抗國族史，是對中心性的一種瓦解。而王安憶的家族神話卻是在描寫，甚至是創造英雄，形 成一種英雄崇拜。更有趣的是，這些「邊緣」的異族，敘述者的先祖們還建立了一個汗國，成為另一個中心。這是否表示了，王安憶對「中心」的對抗與顛覆，最後 終究還是回歸中心了呢？敘述者在描述家族神話之時，除了強調帝國的建立之外，更大的一個著墨點，卻是在於這些英雄如何的背叛自己的國家、父親。從前文的引 述中，我們可以發現王安憶對「背叛」這一件事其實是加以頌揚的，她直接挑明了說：「背叛是一項美德」。並且認為，對父親的背叛，其實是為了要讓先祖的血緣 發揚壯大。因此，王安憶對英雄的描述，並沒有回歸到中心，反而是藉著對英雄之反叛的強調與頌揚，更增強了「背叛」的合理性與合法性。
若以華夏自居中心，則柔然外族的身份，使她具有邊緣性的性格，但是，這個居於邊緣的柔然最終還是建立了丘豆伐可汗的帝國，自行建構了一個中心。而整部家族 史的追尋過程，似乎也在期待著一個建立強大帝國的英雄出現，有趣的是，敘述者的描述並不止於帝國的建立（註3），她讓筆下的英雄們建立了一個帝國，也讓這 個帝國滅亡了。因此，帝國的建立，如果表示了一個中心的建構，帝國的消亡，則表示了中心的瓦解。所以，還是不能以帝國的建立說作者對中心的顛覆是失敗的。
五、虛擬的父––––對父權中心的顛覆
小說中所追尋的，是母系的家族史，但卻是母系家族「父」的歷史。這種對父的追尋，標示著敘述者對父的依戀，彷彿是戀父情結的一種展現。既然如此，又如何能說，這部作品具有顛覆父權中心的可能性呢？
敘述者在追尋家族歷史的過程中，引用了許多的資料，乍看之下，她所追尋的都是有所憑據，可信度十分之高的。可是，是否真是如此呢？
家族史的追尋，從最早的木骨閭到閭大肥滅柔然之後，就產生了一個中斷的現象。於是，敘述者只好再找尋其他的路徑，以探訪血脈傳承的經過。於是，她從家鄉紹興，有一種叫墮民的人開始尋找。墮民的來源有許多種說法，敘述者選擇了一中的一種––––因罪受貶的蒙古貴族。之所以選擇蒙古貴族的理由，並不是因為就考據上來說蒙古貴族最可能與茹家的先祖有關連性，而是因為這種說法「最和她的心意」（《紀實與虛構》，127頁）。
而且這樣的追尋路線，其實是不合理的，敘述者在後來也發現了這一點。因為，如果她選擇了併入突厥的這一支做為自己的先祖，那麼，茹姓又如何可能流傳至今 呢？敘述者解決這一項無法自圓其說的矛盾，竟然是創造了一位智者，「將柔然姓氏的秘密，一人一人的傳了下來」（《紀實與虛構》，139頁）。到了探索家族 史之旅程的終點，敘述者猛然發現，自己的探尋路線居然從頭到尾都是錯誤的，極有可能必須要重新來過，但是「柔然我割捨不得、蒙古我割捨不得、乃顏我割捨不 得、狀元我割捨不得」，把更有可能是自己先祖的茹法亮、茹法珍加以捨棄，選擇了狀元的茹棻，將他編入母親家族史中（《紀實與虛構》，256頁）。敘述者的 目的，真的是在追述家族史嗎？如果是，她為何要選擇一個不可能是自己先祖的路徑追尋家族史呢？
在《紀實與虛構》文後的跋中，王安憶談到自己身為作家，其實就是要「獲得一種權力，那就是虛構的權力」（《紀實與虛構》，320頁）。這樣的虛構權力，在 這一部小說之中，發揮得淋漓盡致。家族血緣原來是不可改變的，標示著一個人之所從出的印記。而現在，家族史竟然也成了小說家虛構的題材。
因此，這整部家族史的追尋，與其說是在為父族的血脈溯源，倒不如說是在虛構一部自己心目中的家族史，因此，小說中的「父」，只是一個虛構的「父」，而且， 是清清楚楚的在告訴讀者：這一部家族史是虛構的。也就是說，在這一部作品之中，王安憶用虛構的、想像的「父」，替代了真實的「父」。用虛構想像的「父」， 顛覆了現實之中存在的「父」。
六、結論
從上文的陳述，我們可以發現從敘述者的母親、敘述者以至於小說中所追述、出現的英雄人物，都出現了各種不同形式的背叛。敘述者母親的背叛是對傳統價值觀中 對家族、血緣強調與尊崇；敘述者的背叛，則是以對家族史的追述、強調背叛母親所強調的國家認同；家族神話中所出現的諸位英雄們，也都背叛了自己的父親或是 扶養自己的部族，王安憶對這種背叛的詮釋，卻是為了讓「先祖的血緣發揚壯大」。以對「父親的背叛」來使先祖的血緣發揚壯大的方式，聽來似乎有些不可思議。 不過，這樣的作法在小說之中其實是有作用的。在小說之中，敘述者對家族史的追述，本身就是一種以對母親的背叛來「使先祖的血緣發揚壯大」的作法。
從前面的論述之中，我們可以發現背叛的主題與對中心性、國族大敘述的質疑、挑戰，是相互結合，彼此互有關連的。藉由整個家族史的追尋，背叛的主題，正好是對中心性的一種挑戰––––挑戰父（母）的權威。
註釋：
- 先 鋒派小說中以家族史的追述顛覆傳統大敘述的作法是相當常見的。徐芳在《形而上主題：先鋒文學的一種總結和另一種終結意義》一文中即曾經提到：「家族血緣傳 統復活及其威力再現，在中國當代歷史變化之中具有典範意義。自50年代以來的幾十年間，割除家族血緣親情這就時代的殘餘，建立與於新時代的或大公無私的 『階級感情』或『階級道德』，成了不可阻擋的強大歷史潮流。從而，這種公共化的階級感情也就成為新的中國形象中的內容之一..........然而，從 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以來，家族血緣親情取代公共化的階級感情而成為新的潮流。似乎不是階級情而是家族親情才是安置存在的基石。」
- 在《紀實與虛構》的156頁也提到「...這並不能解釋我和我家保母的仇隙，也不能使我從心底與母親和解...」
- 王 安憶在小說中提到，丘豆伐可汗的死，也結束了她的家族神話（紀實與虛構，98頁）。在追述至成吉思汗的部份之時，她也提到了這樣一條道路的追尋已然是一條 岐路（紀實與虛構，138-139頁）。那麼，她為什麼還要把成吉思汗放進她的追尋路程之中呢？成吉思汗建立了橫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在這樣的一個大帝 國裡，一向以天朝自居的中國，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個汗國而已。換言之，中國已然失去了他做為中心性的地位。因此，選擇了成吉思汗，其實也是一種對「大中華」 之概念的一種瓦解與嘲弄。
參考資料
使用文本
王安憶：紀實與虛構\麥田出版社\199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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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川：＜傳統性與現代性的危機––––「尋根文學」中的中國神話形象闡釋＞\文學評論\1995年5月
李文波：＜慣看海上繁華夢，江山依舊枕寒流––––王安憶悲劇意識分析＞\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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